清华大学总裁班，多少人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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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大年初一，辽宁沈阳一家贸易集团的总裁于博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通过司法专递送达的判决书，于博诉清华大学总裁班质量缩水一案有了阶段性结果，法院驳回了于博的诉讼请求。沸沸扬扬的名校“培训门”事件看似画上句号，然而，另外一位“深喉”级人物张家麟走向了前台，除主动联系到于博表示声援外，他还声称，将在近期把和自己有培训协议关系的北京大学诉之法院。据张介绍，一流院校的博导每天的报酬15000元到3万元，上过电视的更贵一些，于丹6万，张维迎8万，郎咸平10万，易中天12万……（燕赵都市报2月10日）


从大学的功能看，一般包括三方面，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其中，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向社会提供继续教育服务，是最基本的社会服务之一。国外名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大学，在继续教育方面都有十分突出的表现。

但是，相对于国外高校既向社会辐射优质教育资源，又为学校获得不菲的办学收益来说，有的国内高校的各类继续教育培训班，却把高校品牌作为“摇钱树”。在这样的培训班中，其他的培训相关者似乎都获得自己想得的利益，只有高校既没有得到任何培训收益，又赔了自己的品牌——对接受培训的受教育者来说，除了少数如于博对教育质量提出诉讼外，大多冲着大学的名气，以及参加这样的培训班可以结交各界人士而来，上名校培训班的经历，以及由此建立的人脉，对于几万元的学费来说，还是值得的，尤其当这学费不是由自己掏时，就更显“价值”；对组织培训的机构来说，利用学校的金子招牌，只要招来足够数量的学员，然后请来像样的师资，就可以坐地分钱，有的甚至做起“特许经营”来，许可某些中间机构以学校的名义组织培训班，盖章、发证书之间就来钱；对于参与培训班的授课老师来说，只要培训机构“来头”不小，肯付高的报酬，也乐意为之，不但收入“合法”，而且，也可树立培训界的声望与地位，展现了知识的力量、人才的价值。

组织培训者、接受培训者、授课者，各得所需，“你情我愿”，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只有当某些组织者、授课者实在离谱，才会惹出事端来。但是，仔细推敲，却发现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冠名的大学，究竟对培训班的办学质量，进行怎样的把关？如果没有办学质量的把关，那么，对社会辐射优质办学资源就无从谈起，这样的培训班对学校的品牌将产生严重的削减作用。因为如果只管盖章收钱，学校就无异于学店。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前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认为，高校如果不重视质量控制体系，单纯拿继续教育来创收或搞产业化，继续教育便异化为一种学术腐败。

其次，冠名的大学，是否从这些培训班获得收益回报？高校通过继续教育进行社会服务，不同于全日制学历教育，虽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可有一定的收益，用于支持全日制教育，据报道，香港大学的专业进修学院每年的收入达到10几亿，对香港大学的办学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持，如果高校各类“天价”培训班满天飞，但学校却没有任何收益回报全日制教育，设立奖学金、助学金，那么，学校为何同意举办培训班，是这些培训班“冒名”，还是有其他隐情，值得深查。对于前者，高校需从知识产权角度，要求相关培训班停止侵权，并追究责任，对于后者，则要求学校透明财务管理，明晰冠名培训班的收益究竟到何处去了。

再次，大学的培训班，该怎样支付教授、学者的报酬？从市场角度看，教授、学者上课获得相应报酬，无可厚非，但是，从教授、学者与学校的关系的看，却值得深究。道理很简单，假使一名教授是一个学院的院长，而学院之下办有各类培训班，教授去培训班上课可拿几万出场费，而最终上交学院、由学院上交学校的收益却相当之少，人们就不仅要问，这个培训班，难道不是假借学校之名，而谋自己的福利吗？同样，交叉到其他学校上课，也是同样的问题。

毫无疑问，大学可以办继续教育，但是，必须加强对继续教育质量的控制，同时要规范继续教育的收费、收益分配，让继续教育的收益返还全日制教育，这样的继续教育才会走上健康轨道，如果继续教育变为少数人用学校的品牌资源去谋福利，那么，这样的继续教育实乃竭泽而渔，不但质量堪忧，而且将滋生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最终败坏教育的形象，将自己引向死胡同。